我和我的祖国 | 暖冬

暖 冬

熊红久

我不知道已经住进了高楼、在冬日严寒里享受着暖气和阳光的我，为什么仍时常会想起那间墙壁斑驳的老屋以及土块垒起的火墙和被煤炭烧红的铁皮炉子？

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只有很少的家庭才有一两件能被称之为家具的物件，绝大部分人家都不富裕。但是冬日里用于取暖的铁皮炉子，却是户户不可或缺的家什，它用弱小之躯与强悍的冬季抗衡，将严寒驱逐在门外，支撑起整个家庭的春天。

冬日里，天刚暗下来，我们兄妹几个就会拥围在炉边，期待着父母亲，给我们带回来一些瓜子或者黄豆之类的食品。我们兴奋地观望，大人们会在炉子上放置一块四方铁皮，然后将瓜子平摊其上，用小火慢慢烘烤，父亲一边翻动瓜子一边讲着故事。长大后才知道，父亲编讲的故事既不曲折又不精彩，但当时却足以让我们痴迷。更让我们垂涎三尺的还有火炉之上那慢慢焦黄的食物。现在想起来我都无法猜透，到底是故事还是零食更加吸引我们。

只要父亲在家，每次他都会将炉火烧得很旺，炉膛的火焰会被烟囱抽得呼呼作响，那种声音听上去既温暖又振奋。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全家人拥围在一起，用故事和欢笑抵御寒冷更让人惬意的事了。那时，每家的生活没有太大差距，我们也并不觉得苦。没见过收音机，更没听说过电视机，仅有的几本小人书，也早已被传阅得残破不全。所以，晚上烤炉火和听故事，就成为我们十分神往的一件事。那个年代，父母亲白天要干活，晚上还要去连队的大礼堂参加学习，我们几个孩子的夜晚，只得交给没文化还讲一口地道湖南方言的奶奶。实在无聊，我们也会逼着奶奶讲故事。这景象，常常出现在我记忆中。

小学四年级时，邻居任叔叔家买了全村第一台黑白电视机。大家像过年一样，都去他家串门。手指轻轻触摸屏幕，眼睛里有装不下的羡慕。我们这群孩子，晚饭还没吃完，就抵挡不住《排球女将》主题曲的召唤，匆匆挤进任家大院——屋里已经坐不下，电视机放在窗台上，满院子人呈扇形，盯着一台12英寸的小电视。有时候去晚了，侧面已看不到图像，就搬几块砖，站在后排，离得太远，甚至看不清楚演员的相貌，却依然看得津津有味。几周之后，电视机荧屏前，摆放了一块大玻璃，是电视放大镜，荧屏果然扩大了一倍，但透过玻璃传递过来的人物表情，却不够连贯，显得有些怪异，这也丝毫不影响我们内心的欢悦。电视只有一个频道，所有的人都会一直看到“晚安”出现，才意犹未尽地离开。

村里的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来自于黄老师家，他是上海知青，也是我小学五年级的数学老师。24英寸的超大屏幕，清晰的彩色人物，只看了一次就魂不守舍了。父亲则义正辞严地说，马上要考初中了，你现在需要好好复习。等考完了，再去看彩电。说完和母亲一起搀扶着奶奶享受美好生活去了。临出门，不忘安排一把铁将军，锁住我们的欲望。即使隔着几幢房子，我依然能被《霍元甲》里的《万里长城永不倒》粤语歌曲抓挠得心乱如麻。被锁在家里的3个孩子，以我和妹妹两票同意、姐姐一票弃权的结果，形成决议：我带着上二年级的妹妹——妹妹威胁说，不带上她，就要向大人举报——翻窗出门，去看彩色电视节目。我们先从后窗翻进菜园子，再从篱笆间隙中爬出去，直奔黄老师家。小院子早已挤满了人，我和妹妹只能偷偷躲在围墙外，一边要提防被发现，一边还不忘看电视。同时还要选好时机，判断节目结束的时间，赶在大人们回屋前，拽着妹妹“翻山越岭”，钻回小屋，屏声静气地趴在作业本前。这个场景很像电影《佐罗》里的部分画面。我们居然瞒了家长很长时间，从初秋一直看到入冬。那个冬天，由于被彩电照耀，觉得很温暖。

直到一天，有连队职工得了急病，作为赤脚医生的父亲急匆匆回家取药箱，才发现家里后窗被打开，只有一个孩子在老实勤奋地学习。其结果自然是我作为主谋，红柳条在臀部写满了蚯蚓般的象形文。更让人绝望的是从此后，父亲用拇指般粗的钢筋，封堵了所有出口，只留了一条出路——好好学习。

当我把这些细节讲给上初中的女儿听的时候，她正拿着遥控器，冲着液晶电视不停地变换频道。并诧异地问：“啊？全连队的人挤着看一台那么小的电视？你说的是原始社会吧！”

的确，让一个现代的孩子去理解几十年前的生活，她是无法想象的。祖国在不断发展和富强，我们这一代既是亲历者，也是建设者，全社会各行各业的飞速发展，让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每每想到这些往事时都恍若隔世，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经历了那个时代。当下，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已经完全替代了几十年前的贫瘠景象。孩子们的认知与我们这一代所经历的岁月，像宽阔的河岸，中间隔着的不仅是距离，还有时光流转。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能像我一样，时常想起那些躲在光阴里的细节，作为生命过程中的重要证据，它们替我守住了那段岁月的真实和意义。（自治区文联《西部》杂志“我和我的祖国”征文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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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 新疆日报

责任编辑 / 陈大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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